贯彻“文化微治理”模式，激发农耕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丨委员读书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农耕文化进行了重要的阐述，他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软实力。

12月2日，导读人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办主任廖蕾，以“发扬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助力乡村社会治理”为交流主题，在全国政协书院“新时代乡村振兴”湖南读书群与湖南省政协委员们继续重点学习《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中的第七章“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化”，围绕如何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如何用中华优秀农耕文化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入讨论。

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传统的农业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以传统耕作方式作为载体的农耕文明中，所蕴含着的文化基因仍需要我们传承和继承。

传统生态农业系统和景观，有“农牧结合”“农桑结合”“基塘生产”等生态农业模式，特别是梯田种植、桑基鱼塘、坎儿井、淤地坝和稻-鱼-鸭、猪-沼-果等传统模式，不仅具有悠久历史，在世界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委员熊建华说道，“农耕文化的精华有强大生命力，且浸入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乡村治理中发挥其作用，必可起到净化人心、减少纠纷的作用。协商、调解、互让互谅，其实一直是乡村处理纠纷的优良传统。”

委员刘永认为，农耕文化中的“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对今天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垃圾分类、开展“厕所革命”、“脏乱差”整治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他建议，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传承发展我国农耕文明中的优秀传统，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又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回溯过往，我们为祖先创造的农耕文化所震撼，为先民的智慧、创新、勤劳和伟大而自豪。汲取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厚重遗产和磅礴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正是发扬中华优秀农耕文化、助力乡村社会治理的当下意义。”委员刘佐华说道。

委员肖策群认为，中国农耕生活的平实性与和谐性，使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并且重视“和”“合”，“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和谐理念，在维系生物多样性、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促进资源持续利用、传承民族文化、保护独特景观、推动乡村旅游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农耕文化产生于乡土乡村，它与农民和土地紧密相连，与平民百姓共生共存。农耕文化的民间性特点，使它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既不完全受王朝演替的影响，也不全部因时尚文化而改变，这就是农耕文化的生命力。

农耕文化与老百姓息息相关，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化是重要抓手，如何传承、发展和提升？

“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基层乡村的社会治理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探索农耕文化融入乡村社会治理既具有历史性又有时代意义，既传统又新颖。”委员夏义生认为。

委员童巧珍说道，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乡村社会结构正在变迁。“面对日益多元的农村社会利益诉求，应适当调整乡村社会治理策略，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形成‘三治合一’格局，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进一步发展。”她建议。

省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副主任杨湘川则认为，要以“德治”为突破口，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效果。他说道，“党中央多次强调乡村社会德治工作，要求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中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教化作用，积极引导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精神。”

在广大乡村中，“淳朴”文化时常展现为诚实信用、为人善良、老实厚道，始终与道德素养相连。委员申良方建议，应将农耕文化中“淳朴”文化融入到乡村社会德治中，弘扬“淳朴”文化开展乡村社会德治，以“淳朴”文化中村民较高的道德素养进行德治工作。

委员吴小宁从国家层面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国家文化部门方面来说，要加强优秀农耕文化元素整合，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多元联结文化建设与乡村治理契合点，帮助乡民理解优秀农耕文化内涵，培养他们对农耕文化的自信，通过文化自信促成文化自觉，实现乡村自治；唤醒乡村基层群众农耕文化认知，帮助他们理解农耕文化的精髓和时代价值，通过文化管理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委员王晓岳从乡村层面建言，他认为，要积极贯彻国家倡导的“文化微治理”模式，强调民主参与、民主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引导乡村组织、乡贤精英、新型经营主体、本土乡民自发支持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自治服务工作，汇聚国家、社会、乡村力量，为优秀农耕文化有机、有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集聚多元主体力量。

文丨《文史博览·人物》 记者 彭叮咛 

通讯员丨肖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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