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别有病”“病来如山倒”，这些话道出了老百姓对疾病尤其是大病、重病的畏惧。一场大病不啻为一场灾难，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
据2015年底国务院扶贫办的摸底调查显示：全国现有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有42%，居各类致贫原因之首。
5月上旬，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的带领下，省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组织各级委员赴郴州调研精准扶贫，聚焦“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
调研中，委员们发现，尽管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体系大幅减轻了贫困群众的经济压力，但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仍然严峻，重大疾病已经成为横亘在贫困人口脱贫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重疾成致贫首因
提起胡新立，汝城县马桥镇石泉村的村民们都摇头叹息，同情他的遭遇。
胡新立的大儿子得了肾病综合症，每周的治疗费及药费需600多元；祸不单行，他2岁的小儿子患先天性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各种治疗费用已花去十几万元。
对于在这个村驻点的省残联扶贫工作队来说，因病致贫、返贫的家庭最让他们发愁。
“治疗疾病需要投入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时间、人力，往往好好的一个家庭就被一场大病拖垮了，尤其是家中青壮年得病时。”省残联扶贫工作队队员李星飞告诉湘声报记者。
“贫困农民经济基础差，抗风险能力低，医疗费用特别是大病治疗费用过高，导致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在贫困地区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年全国政协全会期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的联组讨论会上，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微微如是说。
汝城县县长黄志文告诉省政协调研组，2015年全县有6.0904万精准识别贫困人口，其中因病致贫、返贫的达1.4056万人，占贫困人口建档数的23.8%。这一比例比2010年上升了21%，而同期的贫困发生率却下降了16%。
令人无奈的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往往呈现出“怕富爱贫”的特点，在地域上表现为城区少、乡镇多、自然条件恶劣的边远乡镇更多；在群体分布上，表现为向贫困村集中、向低收入群体集中；在职业特点上，表现为重体力劳动者多于轻体力劳动者。
黄志文介绍，汝城的因病致贫、返贫家庭17%在城区，83%分散在14个乡镇，其中56%集中在全县90个贫困村中。尽管这些家庭大部分被长期列为扶贫对象，但大水漫灌式的扶贫，除每年获得几百元扶贫资金外，脱贫效果不明显。
由于因病致贫、返贫的易发性，对患病亲人歧视、不管不顾的现象逐渐产生。有的村民因病残疾导致妻离子散，有的家庭因无法承受“一人得病，全家致贫”的压力，将精神疾病患者流放社会，导致精神病人对他人进行攻击。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仅给家庭带来不幸，也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省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主任毛学军忧心地说。
地方财政的苦衷
汝城县泉水镇旱塘村村民胡七斤因长年在矿井下作业，患有严重的肺矽病，目前基本干不了体力活，且每月还要数百元的药物维持，而这部分药费无法纳入农村医保。
石泉村村民胡攸全的妻子多年前患重病，花费9万多元只报销了4万元，家庭从此陷入贫困，30多岁的儿子至今单身。
“提高新农合补助标准、加大重大疾病救助力度”是贫困群众和扶贫工作队向调研组提得最多的建议。
胡新立告诉调研组成员，由于新农合制度局限于基本用药、基本医疗和基本支付，还有一大部分医疗费用不在报销范围，而且越往上级医院治疗，报销比例越低。加之新农合报销有封顶限制，导致新农合理论上报销率有70%以上，但实际报销比例往往仅在50%左右。
此外，新农合参合筹资由2007年的每人10元，增加到2016年每人120元，令贫困家庭倍感压力。去年开始实施的湖南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确实缓解了部分重症患者家庭的经济压力，但仍有许多因病致贫的家庭无法受益。
“医疗救助”是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一项兜底政策，目前全省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百岁老人、低收入家庭中的老年人、重病重残人员，以及当地政府认可的特殊困难家庭成员均纳入了医疗救助范畴，救助对象每年因病可得到几百至数千元补贴。
随着医疗救助标准的不断提高、救助范围的不断拓展，特别是重特大疾病救助政策的全面推开，医疗救助资金支出大幅增长。近3年来，安仁县每年发放的医疗救助资金从2013年470余万元猛增到2015年的1000多万元，2016年预计将达1300万元，令民政部门感到“压力山大”。
在宜章县符合“医疗救助一批”的9000余名贫困人口中，慢性病患者近6000人，超过1/3的患者病史都在2年以上。“宜章县是老区贫困县，县级财力保障有限，但慢性病患者较多，资金需求量大，无法适应当前医保政策。”宜章县民政局相关人士告诉湘声报记者。
郴州市民政局局长周明强介绍，每年上级拨付的医疗救助补助资金有限，而地方财政十分困难，往年累计结余的医疗救助资金在近年的医疗救助支出中已基本消化，医疗救助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由于救助对象的限定和上级下拨的专项资金紧张，一些困难群众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救助；救助封顶线不高，救助金对患重特大疾病的家庭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周明强坦言。
薄弱的基层医疗
68岁的傅招珠是汝城县集益乡集将村卫生室里唯一的村医，已经在此工作了43年。
傅招珠的药柜里，只有寥寥几十种基本药物，药品种类过少是她的心病。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限定了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使用的品种，一些质量好、疗效快的药品未被纳入目录，还有一些进入目录的药品却因为利润低而导致厂家不及时生产，无法满足农村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需求。
傅招珠告诉湘声报记者，感冒通、伤风胶囊、甘草片、丹参等一些常规用药都经常缺药，老百姓有时头疼脑热要跑几十里地去县城医院看病买药。
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有所增加，但基层医疗机构不能自行采购一些常见的抗压药和降糖药，很多患者只能转到县级以上医院治疗。
汝城县卫生局相关领导坦言，药品短缺增加了群众外出就医的比例。此外，参合农民享受新农合报销药品的范围小，也影响其参合积极性。
“很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案例，都是因为小病拖着不治或者诊治不当，而逐渐发展成为大病，因此充实贫困地区和农村的医疗资源，是提高贫困人口健康状况的源头之举。”参加调研的省卫生和计生委基层卫生处副处长章小林说。
汝城县委书记方南玲出身于医学世家，幼时曾有一段时间跟随父亲在乡镇卫生院居住。如今她经常到基层医疗机构考察，明显感觉“医疗队伍弱化了，医疗服务少了，业务量减少了”。
方南玲说，以前村医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不必动辄做CT、核磁共振，现在由于病人少，基层医生诊治疑难杂症的机会也少，诊断水平难以提高。
在今年初的全国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省卫生和计生委主任张健高度关注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他表示应该在农村加强基层医疗力量，推进分层诊疗体系。
“让贫困地区人口实现‘病有良医’，而不必总是扎堆去城里的大医院看病，既利于遏制‘小病变大病’，也有效地防范了过度医疗，还节省了病患家庭的医疗费用、来回奔波等附加支出，一举多得。”张健说。
（转载自：湘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