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知识产权制度释放创新的红利”

──独家专访湖南省政协委员、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仲伯

　　◆本报记者 文明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科技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在创新驱动中转型，推动提质增效升级，为长远发展铺路搭桥。

　　在第14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省政协委员、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仲伯在接受湘声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要发挥制度优势更好地释放科技创新的红利，更好地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障创新者、发明者的法定权利。

　　“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带来红利的关键要素是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湘声报：今年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你认为知识产权方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是什么？

　　陈仲伯：我们常讲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其实，我认为，带来红利的关键要素是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凭借土地承包证让土地资源这种红利得到了释放，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大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推行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实行股份合作制、拍卖或租赁等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凭借股权证调动了企业家、各类工商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带来了中国经济持续几十年的大繁荣。

　　城市最成功的是房产制度的改革，凭借房屋产权证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城市经营的红利。这几年一些城市的高速发展，并不是依靠企业提供的税收促进的，而是靠发展房地产业来推动的。

　　土地承包权、企业股权、房产所有权是上述三场改革的催化剂。此次改革最大的资源是创新红利，关键要素是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我们要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催化剂，充分调动创新者、创造者和发明者的积极性，凭借专利证等自主知识产权释放创新和发明的最大红利。

　　“在美国，发大财的不是房地产商和矿老板，而是靠知识、技术创新的创业者。”

　　湘声报：李嘉诚先生说，“知识改变命运”。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创新者、发明者真的可以发家致富？

　　陈仲伯：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知识是推动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在过去的农业经济时代，人们所依靠的最大的财富和支撑就是土地；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最大的财富就是资源，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了财富；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最大的财富就是知识。

　　在中国的富豪中，房地产商和矿老板占很大比例。在美国，发大财的不是这些人，而是靠知识、技术创新的创业者，如荣登福布斯富豪榜前十名的大部分亿万富翁，都来自高科技产业。

　　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围绕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技术转移体系，如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使高校、企业拥有了由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所有权,各创新主体有了强大的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动力。

　　此后，美国又先后通过了《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国家合作研究法》、《国家技术转移与促进法》、《技术转移商业化法》、《美国竞争法》等20多部法规，不仅较好地解决了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而且鼓励技术转移，让发明人、创新者有适当的利益保障，如收益分配比例等；鼓励企业、高校等产学研不同主体之间人员的流动，实现无障碍交流合作。

　　“让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才华充分施展，让一切创新成果得到尊重。”

　　湘声报：中央提出要实施创新科技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这给知识产权工作带来了什么机遇或挑战？

　　陈仲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转移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强调要发挥制度在市场配置、创新资源、构建公平开放透明市场体系的重要作用。这对知识产权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我国的《科技进步法》、《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都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促进创新的。

　　我省对专利等知识产权工作高度重视。2012年4月，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创新型湖南建设纲要》中，就将“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和“研究人员百人年专利申请量”等指标作为创新能力建设的重要目标。省长杜家毫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突出抓好专利技术转化和质押等工作。

　　湘声报：如何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这一催化剂，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的活力？

　　陈仲伯：知识产权制度，是世界上运用比较成功、也是目前最需要运用的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等传统资源，要挖掘更多的红利，现在越来越难，而挖掘知识产权制度的红利正当其时。

　　知识产权是基于劳动财产权的一种法定权，既符合劳动创造财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定义，同时又因其资产无形性，具有研发成本大、维权成本高、侵权成本低、防范侵权难等特点，所以必须用法定的权利予以保护、予以规范。

　　如果把知识产权的法定权运用好，等于又撬动了有形资产之外的一笔巨大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 ,无形资产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现在世界上很多科技性公司的无形资产大多占到企业财富的70%以上；我国的新公司法为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和鼓励技术创新，规定无形资产可占注册资本的70%。

　　我们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认识，通过不断优化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鼓励社会成员的创造性劳动，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让一切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新才华充分施展，让一切创新成果得到尊重。

　　湘声报：与美日等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陈仲伯：我认为，我们在运用知识产权制度释放创新红利上还领会不够、把握不准、力度不大，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权属不太明确，知识产权的鼓励政策不太到位，专利质量不优、转化不畅等方面。

　　拿我省来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近80%的企业当年没有过专利申请，32%的高新技术企业2年内没有专利授权，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专利技术被闲置，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据统计，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我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效发明专利总数为3331件，转化实施率仅为20.15%。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

　　在全球产业链中，发达国家处在高端，牢牢掌握着资源、品牌、金融、技术的核心话语权，享受着高额利润，而中国产品虽然遍布全球，却只是在“为世界打工”，利润微乎其微。如美国公司靠创意、设计、专利收费等获取的知识产权红利大概占产品销售额的40%，而我国企业的代工费仅占销售额的2%，相差20倍。

　　另外，我个人认为，我国进行的科研院所改革有两大硬伤，一是改革是以减轻财政负担、以甩包袱为导向，在做“减法”的同时没有注重做好“加法”，即没有发挥好政策、机制的激励作用，让科研院所在改制后有机会获取更多的社会收益。

　　二是习惯于用一般的管理手段来管理创新，没有同国际惯例接轨。如我国一般不允许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兼职“捞外快”，而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允许在职或离职的政府雇员在没有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参与科技商业开发计划”。因此，我觉得一个人凭自己的智慧、技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产业，取得的合法收益是应该支持和鼓励的，政府应该提倡和鼓励，而不宜过多干预。

　　“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服务能力，为运用知识产权制度释放创新红利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湘声报：今年我国纪念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是：“保护·运用·发展”，这与你提出的“运用知识产权制度释放创新红利”的设想很吻合。

　　陈仲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通行的有效保护知识产权、激励知识创造、促进知识创造成果传播和利用的法律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和保障。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形势依然不容乐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一定的距离。只有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更好地激励创新，营造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知识产权运用是实现知识产权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唯一有效途径，也是利用知识产权作为智力资源创造社会财富的唯一有效途径。总体上，我国知识产权运用能力特别是企业的知识产权运用能力不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是提高我国以企业为核心的知识产权运用能力、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水平，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的保障。

　　今年是我省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颁布5周年，我们要通过专利工作典型人物、典型事迹、典型案例的宣传报道，提高全社会尊重知识、保护产权的文化氛围，要像尊老爱幼一样，让崇尚创新、保护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让创新精神得到弘扬、创新成果得到保护、创新权益得到实现，让知识产权的正能量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湘声报：为更好地运用知识产权制度释放创新红利，你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

　　陈仲伯：释放知识产权制度下的创新红利，需要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我认为，要重点树立四个导向：

　　一是市场导向。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除主导重大的基础性科技立项外，一般的科技立项要面向市场，由企业、发明人自主选择，政府要做的就是如何降低创新成本、如何引导创新成果权利化、如何保护好知识产权不受侵害。

　　二是利益导向。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中应确立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分配机制，界定各类合作主体的职责、权益、知识产权成果的归属，以及利益分配的方式等问题，保障创新者的收益权。按照国家对职务发明人的鼓励政策，体现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便于单位与发明人之间寻求双方的最佳利益结合点。

　　三是激励导向。作为产学研合作的“收益方”，政府有责任、有义务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之间建立稳定长期的沟通和合作机制；设立专门的产学研技术转移机构，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产学研各方合作的积极性；制定合理的科技财政资金绩效标准。

　　四是服务导向。调研发现，许多知识产权成果转化效果不好的原因，不是我们创造发明的水平不高，而是专利保护水平不高；不是我们的创新主体没有需求，而是我们的专利服务能力满足不了需求。有的专利申请是为了项目验收、报奖评职称、申报高新企业，有的是非正规专利代理的咨询机构代书、包装出来的。有的企事业专利文本质量不高，导致在诉讼中无法取胜，难以维护企业正当权益。因此，政府在产业规划制定、高技术服务产业化基地建设、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等工作中，应将知识产权服务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知识产权服务与产业经济融合发展中的支撑和保障作用。